此文系作者和于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合作。原载《国土资源》2006年第3期
综观世界上矿业发达国家的矿业管理、矿产资源保护经验，如美国的石油基地储备战略、原苏联实施的行政加技术管理、印度尼西亚的合同管理都有其共同的特点：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勘探、开采许可证管理相当集中；开发监督相当广泛、深入；对矿业违法活动不但要进行严厉经济处罚，有的甚至责令停止，而且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以市场经济法则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美国最为典型。自1807年颁布实施的《铅矿出租法》以来，其矿业立法及其矿产开发管理制度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美国依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与之相伴，美国的矿产开发管理制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演变过程，即由单纯鼓励开发的“自由进入”政策，逐步转变为目前的政府集中管理控制，达到所谓“理智”地综合利用、保护开发各种矿产资源的目标。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不久，国内经济处于重工业迅速发展时期，对矿物原料的需求急速膨胀，同时大片西部领土也亟待开发。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人口西迁，对公有土地的矿产勘查和开发工作，制定了特别的“自由进入”政策，只要在某一土地上发现矿点后提出申请，办理简单的登记手续（现场立桩标界），就可获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采矿的特许权，甚至连矿区使用费也不交。实际上政府对矿产开发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72年《通用矿业法》的颁布实施，限制了某些矿业活动。进入20世纪，美国政府关心的重点转向保证本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矿物原料的需求，对某些矿产的开发实行矿产勘查许可证和矿地租借制度，并于1920年出台了《矿地租借法》。同时，为充分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对某些已知矿床的开发活动实行竞争性的投标制度，其中环境影响和开发盈利程度、矿区使用费等都是投标中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先后通过了《材料法》（1947年），《外大陆架土地法》（1953年）（1978年又进行了修订），以及《深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1980年），无论出于何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都从不同侧面完善、补充了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方面的规定，使各种矿业活动均有法可依。
为满足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保护或鼓励某类矿产的开发，实行灵活的经济调控手段，如矿区使用费，按1970年修订的《矿产租赁法》规定，在公有土地上开采可租赁矿产时，要交纳矿区使用费，具体计算办法和标准由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因矿种、开采条件、市场供求状况不同而异，对需要鼓励开发的地区（如偏远落后地区，急需增加就业机会的地区），有意识地降低矿区使用费率、采掘税率，提高资源耗竭补贴率。而对那些需要限制开发的矿产和地区，则采取相反的经济调节政策，以保护矿产资源和环境。为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扩大国内矿产生产，美国政府还制订并长期坚持执行“战略矿产储备计划”，建立国家的矿产战略储备地，如只准勘查不准开采的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地。
日本，与世界上其他同等人口规模的国家相比，无论从其矿物的蕴藏总量还是从人均占有蕴藏量来说都是比较贫乏的，特别是石油、煤炭、铀等能源资源尤显缺乏。因此，在资源开发方面，政府和企业一直采取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等方式，谋求国外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甚至不惜将购得的矿产品进行海底埋藏储备。对国内资源则惜采、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
启示：
（1）矿业立法和矿产开发管理政策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缺乏矿产资源的保障将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开发的道路，必须坚定“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指导思想，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分配，一定要坚持国家宏观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2）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应分类、分区管理，宏观调控措施要灵活。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探明储量的矿产达168种，是世界上少有的矿种配套较好的国家，但丰欠差异很大，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宗矿产严重不足，因此在管理政策上要有所差异；另外，矿种的地域分布及各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也要求在矿业政策方面予以区别对待。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燕尾服潜力确定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很显然，对开发西部矿产，应采取类似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矿业开发政策，而对东部地区则加以适度限制，等等。
2 以行政监督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原苏联最为典型。1987年以前，苏联境内的地质调查、矿床勘查活动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都由国家统一监督。这种机制在保证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贯彻，保证矿产开发利用评价正确性，提高矿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护资源不遭破坏，环境不受污染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国家地质监察局、国家储量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和矿业监督委员会等监督和监察机关是国家管理地质事业和矿业的强有力机构。
原苏联的矿产资源保护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矿山的微观管理上。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矿产开采的损失，出台了地质勘探补偿措施，用经济手段减少采矿损失；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了矿山开采和加工时回收矿产的任务，颁发了一些确定和计算采矿损失的指令性标准文件，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开采损失报表制度。1984年原苏共二十五大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中提出：“要推行新的有效的矿床开采方法和系统，应用先进的采矿、选矿和加工工艺，以便提高有用矿产的回收程度，保证矿物原料得到较完全和综合的加工，以及极大地减少废物对环境的危害。”实践结果表明，由于制定的矿产回收率定额指标和效益指标与超定额损失罚款对矿山企业效益冲击较小，未达到预期效果。面对矿业逐渐恶化的现实，原苏共中央1987年6月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实施《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使原苏联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质和矿业部门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改革中央机关和整个矿业管理体制，中心思想是由行政领导转向经济领导，向管理民主化、发挥企业和个人作用过渡。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为特征的反消耗型经营机制，从而使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由完全行政性管理转向经营型市场化管理。
俄罗斯独立后，加强了对矿产资源管理的立法工作。如1992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地下资源法”，制定和实施了资源法的配套法规和条例：“资源使用许可证条例”、“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基金条例”、“地下资源使用最低付费率”等。1994年7月30日俄罗斯联邦第876号决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1994～2000年联邦矿物原料基地发展计划纲要”。1995年底颁布了产品分成协议法等。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形成了地下水资源利用、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基础。国家地矿主管部门遵照“地下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准则和政府授权。
启示：
（1）条块分割体制下的矿产资源保护工作，即使有高于各部委的独立行使职权部门也难以达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目标。行政性管理与企业管理的脱节，矿业主体行为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不统一，加上矿山企业低价或无价取得可采储量，使得矿产保护工作弱化。这同样是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探索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道路，在行政管理机制上设计一套国家宏观政策完善、地方行政管理到位、用经济和行政杠杆协同矿山企业自觉执行矿产资源保护政策的管理体制是非常必要的。
（2）在目前情况下，为协调矿产资源分配、勘探开发方面的诸多问题，应借鉴前苏联和俄罗斯在矿山管理中的技术方法，使企业生产严格按照技术指标执行，同时汲取低惩罚失效的教训，使“三率”指标的考核与企业利润密切挂钩。在宏观上，建立健全地质勘查成果和采矿权二级交易市场，使资源的价值真正、真实地体现出来。
3 政府监控与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策下的矿产资源保护
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印尼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实行分类管理。即A类战略矿产，如石油、天然气、煤、铀、镍、钴、锡等，只允许国家进行开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某些小煤矿，矿山能源部长有权划出有限地段供私营企业进行开采；B类重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锰、铝土矿等34种矿产，可由国营企业，也可由本国的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及个体经营者进行勘查和开发工作，但开发权仍由矿山能源部部长掌握，在特殊情况下可交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掌握；C类矿产包括石棉、云母、岩盐、宝石、大理石、白云岩、砂、粘土等数十种矿产，这些矿产的开发活动主要由省政府掌握和管理。由于印尼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因此考察它的矿业政策及矿产保护方面的做法可以从政府与外资矿山企业签订的合同条款中看出端倪。
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即1967年前后，印尼政府为尽快摆脱当时矿业面临的困境，迅速增加矿业产值和收益，对外实行了破格的优惠政策。“第一代合同”，即印尼政府与弗里波特公司签订的埃茨伯格斑岩铜矿的开发合同，政府同意公司免交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帮助公司解决可能发生的市场问题等。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非常明显。
1968年～1972年间签订的第二代工作合同中明确地提出外资采矿企业不仅要交纳一定的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将其股份逐年转让给印尼（每年出售2%），开始重视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及国民利益，对矿产保护工作有所要求。
1973年～1984年间签订的第三代工作合同除要求加速股份转让（每年转让5%），提高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外，还增加了外资采矿企业要交纳“地区开发费”、“超定额利润税”、“出口税”和“政府对采矿企业实施控制和监督权”等条款。政府开始以合同形式限制采矿者的活动，以达到矿产资源保护的目的。
1985年以后签订的第四、五代工作合同，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外资采矿企业的监督，而且还特别规定了矿山企业要保证作好环境保护和采矿后的复垦工作等，并为此制定了具体有效的各种措施，督促公司执行。
印尼在引进外资开发矿产方面的态度（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排斥转向全面开放，同时逐渐加强政府控制的演变过程，既达到了合理有效开发本国资源的目的，又使印尼在矿产开发中不断获益。矿山企业在政府的监控下，根据与政府签订的工作合同开采、加工、销售矿产品，对地下探明资源由于是自行投资勘探或有偿取得的，也非常珍惜，从经济上使矿产保护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这对我国的矿产开发及保护工作有许多启发。
启示：
（1）分类管理，采矿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本国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开始就避免了乱采滥挖的可能。我国2005年9月发布的《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00号），对国土资源部和授权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34种重要矿产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依法进行了调整。其目的就是强化能源矿产、大宗支柱性矿产和保护性特定矿种的管理，提高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将外商和内资申请勘查、开采许可证的区别对待，调整为外商与内资同等对待。《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调整矿业权审批权限，增强中央政府对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调控能力。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禁止圈而不探或以采代探的行为。
（2）我国大力开展的矿业秩序整顿工作是必要的，限制甚至关闭不合格生产矿山，严格矿业准入制度是合理开发、保护性开发矿产资源的有利举措。但为弥补矿业资金的不足，采取个别地区、个别矿种的“工作合同”方式与外商合资或合作勘探或开发，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生产技术并培养各类人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
